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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愚

　　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怎么都没有想到，九年前他提出的“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如今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仅仅富豪榜单这一项，每年不知有多少机构要生产出多少种形形色色的“产品”，以吸引众人眼球。“全球华人富豪五百强”一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布，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种现象：香港富豪以绝对的优势，在富豪榜上傲视群雄———前三甲由香港包揽、上榜的香港富豪总数达47位、总资产占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

　　要不要“学习香港好榜样”？许多企业组织、专家、媒体，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香港富豪这一群体，与他们相比，内地富豪成长的软肋究竟在哪里？一轮大争辩后，答案仍停留在这几项———体制因素、创业环境、自身素质与公司治理能力。紧接着，我们便开始再一次进行“集体大呼吁”：呼吁内地市场秩序的公平本位；呼吁内地企业主修身养性、兼达天下；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在一次又一次误读着自己的财富观。

　　谈到财富观，自然会想到一个概念———“企业家精神”。管理大师德鲁克明确地把企业家精神界定为社会创新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从三个层面阐述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创新精神，第二个层面是理性精神和敬业精神，第三个层面是合作精神。如果以汪丁丁的阐述来内地与香港的企业家精神，两者相差甚远。

　　然而，企业发展的激励与制约元素的不同，导致内地与香港企业在战略制订伊始，就有着本质的区别。香港企业可以以创新为第一目标，但内地企业可能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突破所处行业垄断壁垒的限制。换言之，香港企业发展的核心方式，便是凭借智慧与知识，迅速高速变换赢利模式，几何级数地积累财富，并且通过回馈社会等方式为企业赢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内地企业发展同样需要智慧与知识，可是其核心元素，对一些企业而言可能就是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如何委曲求全等等。

　　既然企业成长的土壤不一样，我们就没有必要用香港富豪的标准要求内地富豪，或者说，我们应当基于内地企业成长环境与企业家特质，去制订衡量内地富豪气度或魅力的标准。香港富豪李嘉诚去年年初大笔一挥，为慈善捐款78亿，我们在敬慕之余，回过头来对内地腰缠万贯却捐赠无几的富豪嗤之以鼻，显然是不合适的———或许一些富豪担心内地慈善救助体系的低通畅度使自己的善款打了折扣才“欲善又止”。事实上，内地各界在财富观上犯的最大的错误，便是重宏观感觉，轻细节行动。

　　从企业的层面看，内地企业、内地富豪应当学会“低头看路”，而不是“抬头看天”。应当多花一些精力与资源去关注一下企业存着微小痼疾的规章制度、以及供应链与客户链上的一些细微的瑕疵，而不是动辄张口闭口就是“进入全球500强”、“利润再翻X番”等。内地企业从不缺乏豪情壮志与运筹帷幄，内地富豪也从不缺乏真知灼见和雷厉风行，缺少的是防微杜渐的意识和细节管理的艺术。

　　从包括专家学者、媒体等群体在内的大众层面来看，一些人也有必要改一改吹毛求疵的习惯和以偏概全的秉性了。不排除一些富豪在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违规操作，有的甚至导致了巨额国资流失。但是，辱骂绝不是战斗，牟其中、张海、顾雏军倒了，我们一窝蜂来个“痛打落水狗”，虽说解气，但是无济于事。

　　在我看来，专家、学者与媒体，要么做刘姝威式的先行者，要么做一个冷静务实的建设者，哪一富豪落马了，从个案当中挖掘公司治理、资本运营等企业共同的教训与危机，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与建议，才是正道。

我的冀望显然带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一个集体浮躁的年代，富豪们用尽一切手段搞起了资本积累竞赛、专家们热衷于关起门来大搞院派争论，一些媒体喜欢追捧“富豪理发一次花3000元”类型的花边新闻，……整个社会的财富观陷入了一种疲惫不堪却自我陶醉的病态困境当中。当然，基于中国经济急剧转轨的现状，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丛生，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那么务实、冷静，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顿悟的是：内地企业、富豪与香港相差甚远，恰恰在于我们太急于超越，以至于鞋带松了却视而不见，于是中途被鞋带给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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