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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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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退休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今年92岁了。1976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向全世界发布时，他正在由芝加哥前往底特律的路上，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一下车便有一群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感想。莫名其妙的弗里德曼明白过来后，只简单地回答说这个奖“不是我事业的顶峰”。周围的人都有点发懵，因为对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学术荣誉，获奖人应该表示恰当的谦卑才是，即使谦卑得有点过火，兴奋的人们当下也不会觉得肉麻。但弗里德曼的个性就是这样的。作为职业经济学人，从大学讲坛到公共讲坛，从传道授业到高官咨询，他付出了足够的沉思，见识了美国与全球经济的风雨大浪，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那些书斋学人，弗里德曼表示了适度的不以为然。

　　英语系统的学者擅长讲演，“费边社”的萧伯纳，妙语连珠，至今在英语词典里还有他的慧言。但经济学人似乎口讷的居多，他们大概把面向公众的大言变成了总统耳边的悄悄话。弗里德曼却是一个例外。他生平在世界各地讲演，场次多不胜计，这些讲演当时或许赢得掌声一片，但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烟云，因为他重复宣说的信仰，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选择”。虽如此说，他在《回忆录》中却特别提到过几次讲演。描述最细致的，自然是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所做的电视讲演，即浩浩十集的《自由选择》。那是1978年，美国人正深深陷于“滞胀”的痛苦和对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怀疑中，弗里德曼那部片子的第一集题目《市场的力量》，一下子让人们想起了遥远的亚当·斯密，如一块清凉重冰，使人眼前一亮，有醍醐灌顶之效。可是还有一场讲演，从单纯的知识意义上讲，真是普通极了，就像讲给经济学初学者的入门课似的，却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在《回忆录》里特意提到。这就是1980年秋天在中国北京的讲演。我要说的就是这场讲演。

　　弗里德曼那次来中国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之邀而成行的。弗里德曼在世界各地旅行，以讲演为志趣。他在西方世界的讲演往往针对当时经济中的某个焦点问题，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宏观政策效应等等，但他来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以弗里德曼思维的敏锐，他调整了讲演主题，始终围绕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发表意见，因为他知道当时中国经济中最缺的是市场机制。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先生几乎全程陪同弗里德曼。这期间，一位具有远见的学者型金融官员，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田顺先生特邀弗里德曼与金融界人士见面。在北京三里河由梁思成设计的中西合璧的大建筑里，参加过那次讲演会，见到世界顶尖级学者，作为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我们，于是有了终身的鲜明印象。

　　以东欧犹太裔的美国人，他在真正西欧血统的人群中，更突现出他的五短身材。乍一见，你会以为是爱因斯坦的重现。虽是近70岁的人，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宽阔的脑门上闪着智慧光彩。

　　弗里德曼直率地讲了他所认识到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并没有以恭维的口气讨好主人的意识形态。此后我听过无数讲演，也曾给不同的人群做过不少次讲演，但永远忘不掉的是弗里德曼这次讲演的通俗、透彻和风趣。人称他的学术胤脉是直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精神的，这个出身真够华丽气派，但他讲述这派学说的精髓居然从一只小小的铅笔开始。他手中玩弄着一只铅笔，话语侃侃而起：

　　“从这只铅笔开始说吧。美国作家李德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知道如何制造铅笔，尽管人人在使用铅笔。这个问题很怪异，但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之事。想想看，制造一直不起眼的铅笔需要多少材料！首先要有木料做笔杆。可是怎样才能弄到木头呢？当然只能从森林中来。而伐木需要钢材制作的锯，而钢材又从哪里来呢？那就需要矿石、煤炭和高炉。一个人要想纯粹靠个人之力，亲自制造出这只小小的铅笔，他就必须精通这所有的材料如何获取。我不知道我手上这只铅笔使用的木材是从哪里来的，我在美国用的铅笔，它的木材可能采自加拿大，也可能采自美国西部。再者，我们知道，铅笔内芯，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铅，其实不是铅，不过是一种压瓷的石墨。这些石墨，或许是斯里兰卡山里出产的，也可能生产于南美或朝鲜。再看铅笔的红橡皮头，它可能是产自于马来西亚；可是作为橡胶原料的橡胶树，并不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而是商人们为了追求利润，在伦敦皇家植物园一些科学家的指导下从南美洲引进的。

　　“上面仅仅说了制造铅笔所需要的木材、铅和橡皮。还需要很多东西，比如把红橡皮固定在笔杆上的金属圈，还有粘合各种材料的胶水，给笔杆表面上色的油漆等等。你们看，事实上必须有千千万万的人协作，才能把这根小小的铅笔生产出来。

　　“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参加铅笔生产的千千万万人中，有没有人是因为他自己需要使用铅笔而参加制造铅笔的工作呢？没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文盲，从未见过铅笔，摸过铅笔，甚至不知道铅笔作何用途。他们每个人只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取得别的商品与劳务的一种方式而已，而那些商品与劳务则可能是我们这些需要铅笔而购买铅笔的人所提供的。每一次，我们这些需要铅笔的人去店里买铅笔，都是以我们的少许劳务换取了别人为生产铅笔而提供了的那部分少许劳务。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只铅笔在若干人共同工作中生产出来了。他们谁也没有制造铅笔的自觉意识，但铅笔的确生产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官员坐在中央办公室对这千千万万人下达制造铅笔的命令，也没有警察出来监督命令的执行。

　　“这些合作者，他们分处世界各地，语言不通，宗教信仰不同，甚至彼此仇视，但是这些鸿沟并没有阻挡他们合作制造铅笔。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说到这里，弗里德曼狡黠地在眼镜后面微笑了，他以柔和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其实我们知道那问题的答案，不过在我们经过训练的意识上拒绝认为那个答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甚至认为它滋生着人的私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弗里德曼没有等到期望的对话，他只好自己作答：

　　“两百年前，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把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探究，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深刻思想，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把‘自愿交易’当作交易双方很自然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么交易双方只有在确信交易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肯达成交易，有一方认为自己会受损，那交易就达不成了。对啦！这就是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中大部分谬误都是由于忽视了这一个深刻而简单的道理。他们总以为只有一块一成不变的蛋糕，一方得益，那么另一方必然受到损失。

　　“你们会问，对于两个人之间的交易，的确是这个道理，但对于散处世界各地的众多的人们，是什么一种力量能够协调他们的利益并使他们合作在一起呢？”

　　弗里德曼又停顿了一下，说唯有人类发现的合理价格机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解释了价格机制的特点，并赞叹了一番亚当·斯密发现价格机制作用的伟大智慧。

　　“价格机制不需要中央命令，也勿需交易者彼此对劲，甚至不需彼此交谈，它是一种市场的自然机制。在我买铅笔时，或我每天吃面包时，我不操心铅笔是否已经制造出来了，或去追问小麦是由白人、黑人、中国人、法国人还是印度人种植的。这就是因为价格机制在起作用。价格机制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平顺妥贴，称心如意：一方面与他人顺畅地合作共事，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专注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心无旁虑。伟大天才亚当·斯密的思想闪光点，就在于他看到了交易双方自愿达成价格，即自由市场机制，可以把千万个只知获取自己私利的人组织在一起，并且叫每个人都从合作中有利可图。亚当·斯密能够从许多人的盲目追求个人私利的、表面上无序可言的行为中抽绎出经济秩序，这种思想之力在当时，乃至在现今都是令人惊异的。”

　　在后面的讲演中，弗里德曼还分析了当时正在流行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思想。兰格主张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要善于“运用”自由市场的机制，让国营企业之间也模仿市场的定价过程展开竞争，也就是“人造”市场。以兰格的环境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可能大胆到设想产权制度的改造。弗里德曼当时以一种悲悯的口吻谈到兰格，赞赏他了解和尊重市场中价格机制的价值，但同情他不了解更深刻的东西：价格机制发动的背后，是参与交易者每个人的真正个人的动机。弗里德曼引用某位金融记者的话，说：“你尽管把马背上画满条纹吧，它依然不能变成一匹斑马。”

　　弗里德曼喜欢在报告的结尾引用哲理名言。它阐述了一番市场经济的好处后，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作了批评。他引用18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化人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又引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国民议会代表的话，说“蹩脚的逻辑学家无意中造恶于世界，有时甚至比那些有意为恶的坏人所带来的罪恶要大得多！”

　　此后我几乎遍读弗里德曼的书，也不止一次看到他以制造铅笔为由头的解说方式，甚至有一处他说得更深刻些。在《自由选择》一书中，他说家庭主妇是铅笔市场价格波动的发动者。为什么呢？当学龄儿童使用铅笔比较浪费时，全社会对铅笔的需求总量会增加，引起铅笔价格提高，连带地引起了用以制造铅笔的各项材料涨价。那些家庭主妇们看到铅笔涨价，会不约而同地要求自己的孩子用铅笔节省些，“小萝卜头”留得短一些。这样做，结果对铅笔的总需求下降，价格也回落了。他用这个例子说明自由市场中的定价规律。事实上说出了市场经济中供求双方信息对称传递的真相。虽然如此，我仍然酷爱他在北京做的那次讲演。因为在1980年前后这几个对中国极其特殊的年份里，他是来中国的少数西方学人之一，他用极通俗明朗的方式讲解市场经济原理，正是当时与今日中国所需要的。把市场经济的好处，讲得如此明白，我认为至今无人超越，不论是大学者还是普通的讲堂学者。

　　更可贵的是，在中国当时荒漠一般的学术界，弗里德曼是一个殷勤的送水人。弗里德曼善用比喻，我们熟知他曾用足球比赛的例子阐述政府的职能，说政府应当是赛场上的黑衣者（裁判员），如果他也按自己的好恶随便触球、踢球（就像政府亲自办企业），那就没有规则可言；即便有规则也会被悬置不用，比赛将失去基本的公平性。我们也熟知他曾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是致人死命的疾病；这种疾病引起的社会动乱会帮一些人的忙。例如一战后俄国、德国的通货膨胀，为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德国纳粹主义兴起准备了条件；而1949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帮了毛主席的忙，为他最终战胜蒋介石助了一臂之力。弗里德曼的书不难读，讲演不难懂，常有妙语奇喻，逸兴湍飞，但我至今偏爱的，仍是他用一支铅笔为由头引出的讲演。他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播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当时或许并未引起惊雷震动，或许还受到一种批判的眼光的斜睨鄙夷，但1991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思想意识正式登堂入室；200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的思想意识更是大行其道。今天再来回顾弗里德曼的那一场讲演，那无疑是我们的第一堂市场经济课，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堂市场经济课。他的思想是亚当·斯密的学术血胤，那些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至今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应该深长思之。

　　弗里德曼讲演后不久，一些有识者就把他的讲演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学术界。这本薄薄的名为《论通货膨胀》的小册子，或许隐隐寄托着许多人的学术期望。这其中就有作为这本小书译者的我的师辈杨培新先生、周林先生、甘培根先生、滕茂桐先生、虞关涛先生、林志琦先生等，这些老一代学人都是中国市场经济思想意识在萌芽期的殷勤浇灌者与呵护者。借着回忆弗里德曼的那场讲演，我对那些辛勤的师辈表示深深的敬意。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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