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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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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兆 维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人称他是近代以来德国三大社会思想家之一，另外两位是卡尔.马克思与格奥尔格．西美尔。但长期以来我们对韦伯的名字很是陌生，更不必说知晓他的理论了。所幸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韦伯当年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下对于近代市场经济精神的研究，映现出巨大的价值。例如关于近代市场经济精神，他揭示出的理性、诚信的观念；关于经济和谐，他揭示出的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尽天职”的观念，这些对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与和谐社会，颇有启发。作为当代金融家，把这种思想大而化之，扩展思想视野，用于理解全球化经济，用于理解本行业的精神文化，殊属必要。我不禁想到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处所说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力量大，当然，思想的作用并不是即刻就能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有结果。”韦伯便是实例之一。

　　“跟我一起从绝望的死港走向汪洋吧！”

　　韦伯，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省艾尔弗特市一个经营亚麻布贸易的商人世家。这个少年，因为深思而显得苍白。据说德国人崇尚深思，流风所及，连一般目不识丁的人，出门时也要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煞有介事，像预备上讲堂的教授。苍白少年韦伯的深思却不是装装样子而已，14岁时他便写了两篇东西献给父母作圣诞礼物。你一定猜这是两篇稚嫩好笑、韵脚勉强的诗吧。错了，这竟是两篇探讨德意志历史和罗马帝政的论文！而且小小年纪的他，竟能如此娴熟地引用西塞罗。

　　这样早熟，甚至少年老成，你大概想爱情的火焰恐怕不会光顾这个少年的心胸吧，可是又出乎你的意外，大学生韦伯爱上了小他一岁的表妹艾梅，而且爱得像童话里一样纯真。然而或许是上帝也嫉妒人间的爱情，韦伯与艾梅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而艾梅身上潜藏的家族性精神病遗传基因发生作用：她疯了。这个真实故事像是一部纯情小说或好莱坞爱情电影中的一个片断。按照小说家的逻辑，男女主人公应该生死不渝，直到一方燃尽生命的火焰，如美国影片《爱情故事》一样。真实的故事却比小说与电影更曲折，艾梅生病期间，韦伯正在完成法学博士论文《中古商社史》，答辩时颇得当时德国史学泰斗孟森（后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好评，且托以重望。不久，另一位姑娘闯入了韦伯的生活，这一次是一位远房堂妹，叫玛丽安妮，她用深情的目光频频表达对风神颇秀的堂哥，青年教授韦伯的爱意。韦伯怎么办？他这期间不断造访精神病院，看望表妹艾梅。终于有一天，从精神病院回来的路上，他眺望壮丽的落日，想到人生的匆匆，如不自我努力，极易劳碌奔命而老大无成。于是他做了一个完全非小说化的决定：选择堂妹玛丽安妮作终身伴侣。当夜他给玛丽安妮写了一封据说在德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信：“我高贵的伴侣啊，跟我一起从绝望的死港走向汪洋吧！在那里人们将摆脱过去，在灵魂的苦斗中成长起来。……现在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把如此的丰盈带进我的生活，我心心念念都在你。我要再次地说：来，跟我一道走，我知道你会来的！”

　　韦伯短寿，只活了56岁，1920年他在慕尼黑感染急性肺炎不治。他辞世后，多亏了玛丽安妮，把他庞大的遗稿《经济与社会》整理出版。如今世界学术界检点20世纪的学术成绩，韦伯的这本遗著居然是最具影响力的成就之一。有人说，韦伯如果执拗于起初的情爱，与艾梅相伴终生，恐怕他的天才头脑只能在日常的烦忧中荒废掉了。英语文学中有一位作家说：爱情就像麻疹，每个人一生必患上一次，也只有一次。韦伯却有两次。他以巨大的理性克制了情感的偏执，是逃避？还是恶俗？他只享了中年之寿，期间还精神崩溃了四、五年，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狠心去评论他吧。

　　“嗬！现代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德国这样重视大学教育，表现之一是对大学教授的推重与爱护。韦伯在1898年突然精神崩溃，那时他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校方同意他长期休息，而且给他一个名义讲座，让他这个“疯子”随兴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谁爱听就去听。韦伯是个“人来疯”式的精神崩溃者，兴致之来，他的论题涉及到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皆有珠玑。韦伯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这只有在允许个人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欧洲才做得到。后来研究韦伯的美国学者麦克雷说：早期医学对精神病的诊断标准不妥，韦伯大概不是患上了精神病，而是由某种忧郁症包裹的学术神经过度兴奋，以致进入迷狂境界，学者如果没有这种迷狂就不会出什么成绩了。

　　1904年，韦伯病愈不久，海德堡大学便资助他携妻前往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一个朝气蓬勃的美国震撼了他。那时他正在构思并开始写作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美国，这个新教教徒的新垦地验证着他的理论；而他的理论思考，也因在这片新垦地上的所见所闻而豁然开朗。

　　从美洲开发以来，欧洲的古老世家就很鄙视那些前往新大陆的人，以为那不过是些亡命徒，在欧洲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逃入丛莽。的确，英国政府曾长期把美洲当作罪犯的流放地。韦伯最初也是以这种眼光看待美洲的，但他踏上美洲，所见所闻，却是一个有序而勤劳的新奇世界，决不像罪犯聚集的冒险乐土。他重新审视美国人的构成，发现其主体是新教教徒（protestant），在英国称作清教徒（puritan），他们在欧洲就是以刻苦著称的，因不能见容于欧洲的奢华生活方式，受到迫害而相率逃亡到美洲。这些人有一些共性特征，如冷静的自我克制（制欲）、职业上的艰苦训练、做事小心大胆、以职业成绩为荣、敬业诚信。这些伦理层面的特征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一种新精神。美洲开发、即美国立国，正是以主体人群的这种精神为支撑，而不是靠几个冒险家的跑马圈地。作为欧洲人，以可贵的公平心，一旦这样正面地去认识美国，他便由衷地发出赞叹：“嗬，现代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韦伯的家族在美国有一房远亲。他们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山野地带，条件很苦，但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生活着。韦伯前去拜访了他们。韦伯的一个远房表弟参加了一个社团，韦伯参观了这个社团。他们的立社目的是互助，借款给经济困难的人，共同应对疾病和天灾，保护鳏寡孤独者特别是寡妇。只要有五个社员提议，一个人就可以入社。入了社就得到全体社员的信任；但如果失信则立即开除。这个社团保持着一个共同的善的道德向度，其组织原则与方式很像欧洲早期的基督新教组织，但在现时代，这种组织主要是用来互助以便励进他们各自的职业，也就由此发展出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韦伯很受震动，他感到在新大陆上正成长着一种新型的经济，这是欧洲古老工商世家的最初几代人也曾经历过的，但已逐渐被人遗忘。欧洲早期英雄式的资本主义正在被享乐浮华的资本主义所代替，但它却在美国重现了。

　　为此，韦伯开始研究美国之魂富兰克林的生平与著作。这个最典型的美国人，出身寒微（与杰斐逊一样，当他们成名后，好事者替他们追溯欧洲老世家的家谱，他们断然否认是世家后裔，认为自己只是美国平民的一员），10岁就辍学回家，12岁当印刷学徒，但他受着信奉加尔文教的父亲的严格道德教育，把“勤勉地尽天职”当作人生第一要务。靠着不懈的勤勉，富兰克林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之余，探索自然与人的奥秘，成为杰出的发明者（避雷针、电轮、三轮钟、双焦距眼镜等），也成为杰出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韦伯后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不厌其详地征引富兰克林的著作，以表明新教徒身上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我也转引几条在这里与读者共享：

　　“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通过自己一天劳动可以挣到10先令的人，如果游逛和闲坐半天，尽管他在玩乐或消闲中只花了6便士，也不应将此算作全部开销。因为他实际上还另外花掉了，或者不如说扔掉了5先令。”

　　“如果你是以谨慎、诚实而为人所知的人，那么一年6镑可以给你带来100镑的用场。”

　　“每天随便花掉4便士的人，一年便要乱花掉6镑多，这就失去了使用100镑的信用”。

　　“失去5先令的人，绝不止是失去这么点钱，而是丢掉了用它做交易可能带来的一切利益，到一个年轻人成了老人的时候，这会累积成数额相当可观的金钱。”

　　以上这些“金钱经”，处处要人养成商业上的精明，以致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而这一切建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韦伯总结道：“职业责任这一独特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就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现时代，如果你不能做好一项职业，其他的美德几乎就无从谈起了。

　　游美归来，韦伯坚定了他长期的历史哲学的思考，于是在刚开了个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上这么一段话：“贪得无厌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

　　理解早期市场经济英雄

　　资本主义是怎么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什么？这实质上探讨的是市场经济的起源与精神问题。从十九世纪以来这就是一个世界学术界的尖端课题。韦伯一生的一个重要学术线索就是解答这个问题。

　　韦伯虽身为德国人，但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似乎对马克思理论只知皮毛。对于上述问题，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已经深刻论述过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污血，”韦伯好像并不了解。他是在与他的朋友，著名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争论中引深自己的论证的。桑巴特写了一本书《现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犹太人。犹太人没有祖国，散落在欧洲各国，被当作“贱民”压迫，他们没有政治权利，日久天长也就死了政治上的追求之心，可还得生存下去呀，怎么办？不得不诉诸商业，特别是对基督徒放高利贷这项金融业务。近代的资本主义就从这种经营方式中产生出来了；唯利是图、贪婪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风格。韦伯非常困惑：人类普遍遵守的有规范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仅仅产生于投机与贪婪？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起源，那是桑巴特尚未认识到的。

　　韦伯直陈他的困惑：“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这种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甚至乞丐。可以说，凡是具备了机会，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那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奴隶制时代的奴隶主、中世纪的高利贷者、赌徒、讼棍，连街上的乞丐在内，这些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比工商业者贪婪，为什么他们的贪婪没有造就成一个有序的制度？“金钱欲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就像战争与海盗行径一样。”可见人性中的贪婪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

　　韦伯观察现实，以比较的眼光，发现当今的资本主义恰恰表现为一系列比以前更为公平的规章制度和伦理规范，这些东西正是用来节制而不是放纵人性的贪婪的。他举资本主义的企业为例。企业固然要连续地获取利润，但它必须合规，如果不择手段去谋利，那么加于它的惩罚，它侥幸可以逃过一时，但不会每次必成，所以投机的企业注定要灭亡。使一个企业连续地壮大起来的力量在于“不逾规”的稳健经营智术；而绝不在于冒险家式的投机。资本主义特征正是这种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理性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

　　当然，韦伯也看到了当时大量存在的非理性行为，如非人性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等，但他认为这绝不是主体性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恰是节制与秩序。“事实上，具有合理的成文宪法，合理地制订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或法律、由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这些才是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韦伯声称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合理的资本主义，或称节制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冒险的资本主义。合理资本主义是主体，但正如一切事物皆有正反两面一样，还有一种异化物，它是基于人性、由历史悠久地遗传而来的东西，那就是冒险的资本主义。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应当探索作为主体的合理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能认次为主。

　　韦伯顺带还批评了仅仅从物质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近代财富大增，即资本额在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才导致了有人可以以巨量资本雇佣他人劳动的制度，即资本主义。韦伯说：“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资本额的问题，而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产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作为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过来则不正确。”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中都曾产生过富可敌国的巨商，远比欧洲的为强，但他们的财富没有导致出资本主义。

　　那么合理的资本主义及其精神从何而来？韦伯这才追溯到新教。什么是新教呢？这要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说起。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基督教是一统的，世界上有一些“特选的人”，众人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倾听上帝的声音，这就是教会神职人员。他们不务人间的劳动（职业），以代上帝宣言和代上帝听取众人忏悔为能事。这种垄断的权利导致腐化，即韦伯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神职人员谎称摒绝财富就可以进天国，诸如“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使得许多人把财产捐给教会赎罪。后来教会干脆卖起“赎罪券”以搜刮民财，至16世纪教皇利奥十世达于极限。由此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改革。马丁?路德强调每个人都直接可以与上帝相通，不必教会神职人员作中介。广大手工业者受教会盘剥最甚，于是跟从马丁?路德的主张，另起炉灶，是为基督新教，以区别于罗马教皇的“旧教”。但罗马教会是不会善甘罢休的，于是兵戎相见，直到1648年西发利亚会议才结束战争，确认信仰自由。从此新教与旧教并列，在欧洲版图上的划分，大致为：北欧国家、英国、荷兰、瑞士和德国是新教为主的区域；而南欧诸国、法国、爱尔兰和东欧是旧教为主的区域。

　　教科书上常说，由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性获得大解放，开启了近代世界的曙光。但这是语焉不详的。韦伯的解说明白得多，他说新教并非比旧教宽松，而是更为严厉，但它们的区别在于新教不是纯修行的宗教。旧教认为，你要想让上帝喜欢你，将来进入天国，你就必须摒弃人间俗务，一心侍奉上帝：或加入神职人员行列或遁入山林修行。新教徒是些手工业者，他们相信上帝不喜欢安逸的人而喜欢勤勉的人，他们所崇拜的圣徒保罗曾颁布过“不工作者，不得食”的人间戒律。所以他们一息尚存就勤奋于职业。旧教徒鄙视人间职业。新教徒则认为他们所做的人间职业是上帝的赋予，只有做好了这些职业上帝才喜欢，是为“尽天职”。由于有如此心理动力，原始的工商业才不断得到改进。新教徒生产的财富增多了，但他们吝于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安逸，上帝就又不喜欢你了，前功尽弃。于是他们必须把财富（资产）转化成资本，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上帝还有“爱邻人”的律令，所谓爱你的邻人才能进天国。这些新教徒即使在心里讨厌他们游惰成性的邻人，也不能鄙弃他们；但也不愿施舍他们，因为上帝喜欢以劳动尽天职的人，施舍别人无疑是把别人推向地狱。那么怎么办呢？新教徒便利用他们的手工业工场，雇佣这些邻人，让他们有一份职业，从“尽天职”中获救。这就产生了后来资本主义中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也由此有了雏形。

　　比马丁?路德派更严苛的一派新教是加尔文教派。这派宗教宣称，谁能进天国，上帝早预选好了，但天机不能泄漏，即使你今世勤勉一生，只要不在预选之列，一切努力都是白搭。是为“上帝预选说”。在宗教支配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恐怖消息。在这种精神压力下，人根据其心理，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破罐子破摔”，反正不知可否得救，努力也无用，那就好好享受现世吧，这造成了后来的冒险的资本主义。但另一种人，是大部分人，觉得尽管不能确知自己是否在上帝预选之列，但自己勤勉肯干，上帝看得见，即中国人所谓“老天爷有眼”，或许上帝宽赦，大笔一挥，把自己划到可以进天国的那一拨人里去也未可知，于是他们更不敢有邪恶心思，埋头于职业，通过一生努力，以求获得“救恩的确证”。这更加促进了财富的增进，促进了“爱邻人”，导致了后来的合理资本主义的出现。

　　世世代代接受“尽天职”的教育，哪怕你财富已很丰厚，也要忠于职业，不能坐享其成，招上帝厌恶。如此几百年过来，在欧洲培养出了一个勤勉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们的精神——节制、敬业、勤勉、守信，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当然，韦伯在这里所说的，绝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经济形态上的，它完全可以换用成我们今天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名词，即市场经济。

　　由上面一番理论，韦伯引申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生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应当确信只有欧洲才发展得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范式，只有它才具有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资本主义，但都没有发展成范式，相继消亡了。印度有以观察见长的自然学，但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东方的建筑学比西方古老得多，但东方始终没有解决圆顶问题；印刷术中国古已有之，但从没有产生报纸和期刊。同理，“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也有过自己的资本主义，但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缺少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特殊的精神气质。”在韦伯的另一部书《儒教与道教》中，他说宋元时期中国已有很发达的庄园经济和手工业工场，并开始使用纸币，从物质主义观点看，中国早应在欧洲之前发展出资本主义了，但却没有。原因在于中国掌握财富（资产）的大地主与官吏，太看重人间的安逸与享受，不知西方的“尽天职”，只是一味聚敛而不事投资，资产向资本转换的通道不畅，那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韦伯尚不知道中国清代的贪官和珅，富可敌国，他应该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人了，但他们这种腐败分子，把聚敛来的财产藏着掖着，生恐人知，像蟒蛇一样吃饱了慢慢消化，过寄生虫式的生活。他们的财富（资产）被耗掉，而不是用来投资增值。

　　“我是由市民资产阶级的观点与理想教养而成的。”

　　这是韦伯的自认，也是他的自傲。他认为近代欧洲的最大优点，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勤勉诚信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如果由几个来路不正的巨富与大片的赤贫者组成，这个社会绝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唯有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安宁与秩序才是和谐之源。韦伯的观点为哈贝马斯关于公民社会的探索开了先河。公民社会的基本成员就是中产阶级，他们自己制订规则，按规则办事，并且监督规则的执行，因为他们需要公平、安宁与秩序。

　　现代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某书的某处写道：“一个民族如果产生过一个罗伯斯庇尔，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敬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断产生罗伯斯庇尔，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可悲的。”罗伯斯庇尔用暴力打倒贵族，拉短了上下的悬殊，但从此也就比较安宁了。如果不断地出现罗伯斯庇尔，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破坏、建设、再破坏，如此循环不已，如俄罗斯，那就太可悲了。究其原因，其一便是没有培养出一个要求安宁与秩序的丰厚中产阶级。

　　韦伯一百年前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影响当时的政治家与经济上的制策者，他仅仅把这种思想说出来而已，剩下的事他就不管了。但一百年后，剔除其糟粕，他的思想对我们思考一个规范的合理的市场经济，建立经济行为的理性原则，仍然有用。我且引一段学术大师哈耶克的话作为结束吧：“就直接影响当下事物这个问题而言，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广为传播，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韦伯正是这样的。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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