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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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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

　　1978～2004年的26年间，我国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在主题为“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的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出示的数据。

　　王春正认为，国民经济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没有改革，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局面。

　　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水平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这些问题，有不少是长期性和深层次的矛盾，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改革任重道远。

　　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人事部、北京市、辽宁省、陕西省、上海市、湖北省政府负责同志以及中外知名专家共60多人，围绕新的攻坚阶段的改革形势和任务，介绍了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制定当前改革政策以及确定攻坚阶段改革的总体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府职能锁定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和到位的。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府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调整，阻力肯定很大，并且改革在很多方面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认为，改革必须审时度势，稳步推进。

　　政府转型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基本目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在“十一五”时期和中国改革攻坚阶段，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尤为重要，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把政府经济职能主要限定为经济性公共服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就政府职能转变谈了四点意见：政府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不能一提改革就是“减、免、砍”，要避免把棘手的问题如拆迁推给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是不一样的，要因地制宜设定政府职能、机构和编制；不但要重视政府做事的功能，更要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要建立相应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公众参与度；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应该与政府拥有的资源相匹配。

　　国企改革应注重可操控性

　　深化中央企业改革在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举足轻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前所长张卓元说，要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

　　张卓元认为，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按《公司法》要求，将中央企业转为公司；第二步是大力发展股份制，但不能在中央企业推行管理层收购；第三步是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辽宁省省长张文岳认为，“十一五”期间辽宁国有经济改革将实现“四个突破”：一是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方面取得新突破，主要任务是从覆盖所有行业，向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领域集中；二是在国有大型企业改革上实现新突破，除极少数必须控股外，大多数企业应退至国有参股为宜；三是在卸掉国有企业历史包袱上取得突破，主要是解决不良债务、不良资产、办社会负担和厂办大集体问题；四是在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上取得突破，关键是政府要从拥有国有企业转变为持有国有资本，并且使国有资本真正具有流动性。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应进入更为理性、更为可控的操作阶段：一是应该有时间表，不能无休无止；二是应该明确分类，中央和地方企业、垄断性和竞争性企业、提供公共物品和提供私人物品的企业、工业行业和服务行业企业，要分类推进改革；三是应该有顺序，按照难易程度或是战略重要性的不同，合理安排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改革顺序。

　　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两者相辅相成。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在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的同时，加快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积极规范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步伐。稳步探索公用事业单位改革，既要追求效率，也要注重公平，特别要防止由过去的行政垄断变为企业垄断。

　　金融改革关键是市场机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建议，一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政府职能转变。尽快修订和完善《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加硬约束条款；细化预算编制，使监督有据；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二要进一步明确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并建立起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权和财力。三要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为各类企业发展营造一个税法统一、税制简化、税务公平的税制环境；要运用财税等手段促进市场中介机构发展壮大，承接政府职能转变后的“空白地带”。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更多用政府消费来实现，而少借助于政府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指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投资率上升过快，未来应把控制政府投资率过快上升作为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切入点，而不是把全社会投资和消费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方面。

　　目前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是，过分依赖于间接融资，而不是直接融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说，金融改革要解决不良贷款和债务比例很高的问题，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全新的信贷文化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制。关于股市，他认为，应进一步促进并支持股票市场的发展，应在税前做出现金红利；取消双税制，使新的公司可以进入股票市场并支付现金红利，这将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尽管我国金融问题很多，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转轨的大背景中来分析，便会看到这些问题其实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认为，金融改革最基础、最关键的方面是资金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这方面的改革应该更快一点。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的改革，应该放到一个统一的大框架内考虑。改革内容和路径设计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从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金融提出的要求来考虑；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来考虑。目前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总量增长很快，与GDP的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政府应该密切关注。

　　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发展的结合日益紧密，各项改革的联动更加重要，系统推进改革和规范改革措施的需求更为迫切。完成改革攻坚的任务，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推进改革的方式，加强改革的总体指导、综合配套和统筹协调；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为确保改革方向正确，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改革风险，需要加强改革的总体指导；改革的整体配套性越来越强，为确保措施衔接、操作规范，需要加强改革的综合配套、协同推进；改革面临着更加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为确保局部利益符合全局利益，尽可能增强改革动力、降低改革成本，需要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

　　来源：《中国投资》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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