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或是国有控股绝不是解决上市公司丑闻频出的关键,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制度作为保证,任何形式的产权变更或是企业强人的出现,都不会彻底改变公众公司的悲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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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锐

　　科龙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也许会有很多人非常怀念科龙的“潘宁时代”。潘宁作为科龙的创始人,他赋予了科龙辉煌的过去。国人总有一种将企业的命运寄托于强人的惯常思维,就如同历史上将国家的兴旺寄托于开明的天子一样。其实,顾雏军又何尝不是强人？顾雏军刚刚接手科龙的时候,很多人又何尝不是对其寄予了厚望？可是到头来,科龙还是被折腾成现在这个样子。对科龙的反思,如果还仅仅将其失败归罪于顾雏军个人的操行,那么科龙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希望。

　　在本刊截稿时,具国有背景的青岛海信以9亿元人民币的代价成功入主科龙。这也许预示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感在增强,科龙可能又要重新走到国有控股的老路上去。其实,民营或是国有绝不是解决上市公司丑闻频出的关键,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制度作为保证,任何形式的产权变更或是企业强人的出现,都不会彻底改变公众公司的悲观前景,顾雏军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悲剧人物。

　　顾雏军何以可为？

　　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允许任何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经典名言绝不仅仅适用于政治游戏,在商业游戏中也同样适用。科龙的失败缘于顾雏军对科龙的成功控制,而且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权力制衡的控制。

　　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中,曾对顾雏军如何大玩数字游戏,将科龙电器玩于股掌之间进行过详尽的分析。郎咸平指出,顾雏军的收购对象一般都是持有30%左右的股份就可以控股的国有上市公司;而且在正式收购之前,顾雏军都会先控制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顾雏军是如何成功控制科龙,并得心应手地将科龙这枚棋子运用自如的。

　　2001年10月29日和2002年3月5日, 顾雏军控制下的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科龙电器原大股东广东科龙（容声）集团,签订了《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及《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合同》,由此宣告了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易主。但是直到2002年4月18日,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才正式受让这20.6％的科龙电器法人股,转让价格为每股1.7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的4月15日,顺德市经济咨询公司受让广东科龙（容声）集团所持有的6.92％科龙电器股权的价格是每股3元人民币。

　　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又于2004年6月10日以每股1.7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了顺德市信宏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科龙电器5.79％的股权,从而使控股比例达到26.43％。顺德市信宏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科龙电器股权,是于2002年4月30日从广东科龙（容声）集团受让的,当时的受让价格也是每股1.7元人民币。

　　其实,在正式控股科龙电器之前,以顾雏军为首的格林柯尔系一班人马就已经正式入主了科龙电器董事会。2001年12月23日,科龙电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此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仅有2人,所代表的股权仅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8％。在此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顾雏军、刘从梦、张宏、方志国、严友松等5名格林柯尔系成员成功当选为执行董事;陈庇昌、余晓阳、陈文辉当选为独立董事（陈文辉于2002年12月29日离职,李公民顶替;余晓阳于2003年5月18日离职,徐小鲁顶替）。经过此次董事会改选,董事会中只保留了原非执行董事范佐华一人。范佐华时任花旗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的行政总监及董事。2002年4月8日,范佐华也辞去了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顾雏军等人进入科龙电器董事会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着手修改《公司章程》,以便为彻底控制科龙电器做准备。2002年11月14日,科龙电器公布了《公司章程》修订案,该章程修订案将原来的“其中五名为执行董事”修订为“其中至少五名为执行董事”。顾雏军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彻底改变了科龙电器董事会的原生态,从而为其绝对控制董事会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此前,科龙电器的原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执行董事5名,分别是总裁徐铁峰、营销副总裁屈云波、财务副总裁余楚媛、主管冷柜业务的副总裁蔡拾贰以及曾任顺德容奇镇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的李振华,其余5名均为非执行董事。2001年11月2日,科龙电器董事会在香港召开临时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徐铁峰、屈云波、余楚媛、蔡拾贰4位执行董事提出辞职;非执行董事李保国（时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会长、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及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黄宜弘（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李国荣（时任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张绪生（时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主任）也基于对新的大股东、董事会成员及今后的计划还未了解的原因,也提出辞去董事职务。

　　截至2005年7月,科龙电器的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组成,其中执行董事就占了6席,其余3名为独立董事;而在这6名执行董事中,有5名来自大股东格林柯尔方面。执行董事占绝对多数且均代表大股东利益,这样的董事会结构决定了其内部必然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关系,从而使得顾雏军可以自如地运用科龙电器这枚棋子,来实现其所谓的产业整合之梦。正如郎咸平先生所说:“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治理的根本性变革才是出路

　　在公司组织中,董事长的权力是一种来自于公司章程和国家相关公司法律的法定权力。法律在赋予董事长相应决策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董事会中其他董事制衡董事长权力的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在投票制度的设计上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可是在中国的多数公司中,董事会制衡权力的机制却很难有效发挥。有人说,是董事长的权力过大,因为法律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董事是作为股东的受托人而存在的,尤其对于独立董事来说,为维护其他公众股东的利益制衡董事长的权力,是其不容推脱的责任。董事们绝对没有理由将董事长的权力过大作为不履行责任的推托之辞,这完全是在逃避责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集权的获得并不是一种自我的赋予,而是拥有制衡权力的人的不作为。

　　董事的不作为,尤其是独立董事的不作为,被科龙电器的3位独董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拿着国内上市公司最高的36万港币的独董年薪,却丝毫未能履行其所应履行的职责,不知道他们内心是否有愧。从某种逻辑上说,赋予独立董事高薪,颇有一种高薪养廉的寓味。但事实却是,高薪让这些独立董事彻底封口。拿着“顾老板”给的高薪,当然就会处处迁就“顾老板”,以免开罪了“顾老板”,丢掉这肥得流油的职位。6月24日,这3位独董在其辞职声明中称:在任职期间,公司未能及时提供工作所需资料,或对所提意见做出回应,公司并未给予应有的配合和支持;工作受到限制,而不能满意地履行独立董事的任务,因此提出辞职。如此冠冕堂皇的辞令,并不能为其“花瓶”董事的本质进行开脱。而且3位独董选择此时辞职,不免让人觉得是在有意撇清责任,并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独立董事代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这也是独董制度产生的应有之义。可是中国的实践却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尽管很多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即有权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但独立董事的提名及选举大多被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经营管理层所操纵,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难以完全体现。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缺失,正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这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在独立董事的选择上中小投资者根本就是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因此缺乏独立性的独立董事也就无法在董事会中发挥有效制衡的作用。

　　科龙电器的今天,的确令很多投资者痛心,他们失去的并不仅仅是金钱,更是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可是让笔者隐约看到希望的是,“科龙事件”所引发的社会震动正在激发独董制度的一场革命。7月12日,国内著名律师严义明以“百股”股东身份在媒体发布《致科龙电器全体股东书》,联手林炳昌、朱德峰竞选科龙电器新的独立董事,呼吁流通股股东予以支持。

　　独立董事为什么不能通过竞选产生？为什么不能在独立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引入类别股东投票制度,从而赋予公众股东在选择代言人上拥有更大的权力？独立董事不独立,不能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其根本的“病灶”就在于独立董事提名权和选举权的制度缺失。因此,所谓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必须从此下手。目前上市公司对诸如再融资等重大事件,都已实行类别股东表决制度。独立董事的选举也应纳入这一表决程序,或者赋予公众股东独立董事人选的否决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股东操控独立董事提名和选举的状况,让独立董事真正代表公众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结构是促进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重要一环,多元利益主体在董事会内部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关系,是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整体利益不被个别利益集团所操纵。现如今,仍有很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缘于所有权性质,而不是如郎咸平所说的法治和公司治理问题。可是,科龙电器的案例却再一次证明,国有产权的私有化并不具有效率改善的必然性,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变革,对上市公司来说就仍然是灾难,而不是光明。

　　来源：《董事会》　　编辑：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