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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中国：访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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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0-28 14:01更新 来源：财经界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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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吉喆 薛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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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的办公室，一股浓浓的中国情结扑面而来，书架中一把仿制西夏时期的权杖摆在显著的位置上，看得出主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那份独有的钟爱。
说起对中国的情结，杜大伟先生面带微笑地告诉记者，早在30多年前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华进行访问，之后中美建交，使美国很多人对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刚进大学校门的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门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台湾省居住了一年继续学习中文。
1986年杜大伟先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经济学教授时，应邀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了一个学期的书。提起那段日子，杜大伟先生至今还非常感慨，他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接触到的中国学生都非常有能力，不仅是学经济的学生，还有不少研究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生。他们勤奋好学，非常渴望学习，渴望了解世界，渴望了解改革。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为了更近距离地接触发展中国家，帮助那些有志向却因贫困而不能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他离开了大学，加入世界银行致力于消除世界贫困。
2004年7月1日，杜大伟先生继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又一次来到了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国家。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1.6亿多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西部和内陆省份的偏远且资源匮乏地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可耕种土地和适当的卫生教育服务，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新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的心。就任新职之后，杜大伟先生将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加强世界银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上，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
在杜大伟先生上任世行中国局局长一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个情系中国的美国人。
财经界：在过去20年里，世行共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80亿美元，支持项目260多个。您接任后，对开展中国局的工作有何目标和打算，并将如何实施？
杜大伟：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项目在全球来讲是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而且也支持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因为中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世行项目的业务变化也是自然的。随着中国现在正在准备制定新的五年计划 “十一五”计划，所以世行在项目和业务上应该支持中国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
比如说在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中国北方地区存在着缺水的问题，而且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能源的使用速度在很快的地提高，因此，我们在帮助中国解决用水和能源使用方面的项目和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说在水行业领域里，我们有些城市与水的项目，包括城市的供水项目、城市的污水处理项目，这样能够很好地治理污染，保证河流的清洁。
另外，我们在中国的农村也实施了一些比较成功的项目来提高农村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对河流流域保护的一些项目。随着中国在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保护方面所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很多项目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中。
财经界：在接任该职位之前，您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请问在中国工作中，您将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杜大伟：在各个国家所有的世行业务中要把资金和支持结合起来使用。在中国与世行早期的合作过程中，世行的支持援助是很重要的，当然资金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一定资金的来源，所以世行的资金对中国来讲并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用这些资金的援助来支持实施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使中国可以从中受益。所以，我自己在研究和分析什么样的项目对目前中国发展阶段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世界银行即将批准的一个能源项目，就是一个创新性的能源项目。它主要侧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其中包括内蒙古的风力发电的开发，另外就是在浙江的一些城市尝试利用废弃物发电。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类型的项目可以帮助中国尝试一些新的能源技术，看看哪种方式在中国是可行的，它的效果怎么样，帮助中国解决能源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方式证明是成功的话，那么可以在中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另外，我们现在还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作很多的工作。一般来讲，我们在农村扶贫的项目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般包括五六个不同项目的内容。我们在项目当中非常认真地设计了项目的监测评价体系，帮助中国了解哪些项目是可行的，哪些项目的内容是不太成功的，然后中国就可以把成功的做法和成功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所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个角度是世行在中国业务当中着手的非常好的角度，因为我们给中国提供的资金方面的支持对中国经济体来讲并不是很多，数目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尝试一些创新的作法，然后再进行评价和评估，让那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在中国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财经界：您说利用世行的资金对中国农村的扶贫项目有五六个内容，这五六个内容都包括些什么？
杜大伟：这些项目经常包括一些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修路了，打井了。还有劳务输出的内容，帮助农村劳动力能够了解城市就业情况，并且到城市去寻找就业机会。还包括对农村校舍的修建，帮助改善当地的教育水平。另外，还有小额信贷项目的内容，可以帮助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扩展他们的一些活动。
我还想再谈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旦研究学习到了什么成功的经验，往往希望在很大范围内推广。现在我们正把我们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然后向更广的范围内宣传，包括通过我们的中文网站来宣传。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网站的使用率大大地提高了。过去1个月的网站点击率即访问次数大概是1万人次左右，现在1个月的访问次数达到了10万人次。这说明，有许多学生、学者、新闻媒体的朋友和当地政府的官员上我们的网站，找一些对他们发展有用的相关资料。
财经界：据悉，您将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加强世界银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请谈谈具体工作情况。
杜大伟：讲到城乡不平衡的问题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这实际是总理提出的五个统筹当中的两个统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好几项研究和好几个项目，来致力解决中国不断增加的不平衡问题。
刚才我已提到我们有好几个农村扶贫项目的内容，主要帮助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发展上比较滞后的贫困人口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项目是致力于帮助流动人口如何适应城市的新生活。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令我们非常振奋的新项目，就是发展市场项目。很多国家目前都发现有很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好是由当地的民间组织来解决，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涉足扶贫、环境保护和艾兹病防治的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邀请全国的民间组织来提出他们的项目申请，他们每项最多可以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世界银行对这个项目提供2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我们也想通用其他渠道筹集一些资金，包括通过发展援助机构、私有的公司和个人。然后我们从这些申请项目中挑选100名入围者在12月7至8号到北京来展示他们的项目。我们会安排一个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让他们介绍他们的项目和他们的想法，怎样通过这些想法帮助社区实现社会发展。再由评审团在这100名入围者评选出50名获奖者，这50名获奖者最多可获得25万元人民币奖金，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叫做发展市场，是因为有很多地方团体有很多好的想法和好的项目，而许多企业或富有的个人了解这些项目后，就知道往哪投钱，他们都很愿意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世界银行在这里的作用是在这些有很好想法的地方一级的人士当中和企业以及富有的个人之间建立起市场的关系。这种做法会直接给中国扶贫事业提供一些帮助，他可以直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他还可以在如何很好的减贫方面传播一些良好的做法和想法。
财经界：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问题，特别是23中国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觉？
杜大伟：我的第一印象跟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是良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吸引了这么多投资，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成功发展的原因。世行的调查发现，中国的一些中等城市如江门、杭州、温州等城市，都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如江门市超过５０％被调查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政府是有能力、有较高效率的”，这一比例是较高的。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１０项指标，对中国２３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的一些中等城市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要指出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个薄弱环节，我要说的是中国银行体系服务的薄弱。中国银行系统的运行仍然不是良好的，中国有许多活力非常强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系统获得大量的融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帮助中国的这些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我对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二印象就是，中国沿海城市投资环境要比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强劲的多。这一方面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涉及政府的态度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对投资环境有个良好的看法，不应该有过多的规章制度，不应该有过多和繁琐的盖章、审批的程序。所以对中国的内陆省份和东北地区来讲，地方治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在监管方面要有更加简化的程序使企业更加容易创业和运行。我们将要进行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新的调查要覆盖中国120个城市，这样我们可以对中国各个城市投资的总体环境差异有更好的了解。
财经界：新一轮的投资环境调查是世行独立完成，还是和中国政府部门或其他科研机构合作完成？
杜大伟：将和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合作展开。
财经界：您认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还存在哪些问题？
杜大伟：在整个投资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很多城市里，一些工人，主要是合同制工人，企业可以非常自由的雇佣和解雇这些工人。像成都就是很好的例子，企业认为如何雇佣以及解雇他们的劳动力，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问题，这里有很多的规章制度。
另外，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询问过一些企业，对本地政府部门是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的能力怎么样，回答有很大不同。在江门、杭州，我们得到的反映大概是超过50％比例的管理人员认为政府官员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并且希望政府部门的能力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比如说投资环境方面。在东北一些内地的城市，我们发现这个比例只有20％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有效的和有能力的，希望政府部门为他们创造更多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地方政府一定说是帮助企业，给他们一些补贴，如何能够创造非常好的基础设施，有一个比较透明的政府，如何保护投资环境，有很多规章制度等去监管，使我们的投资环境是非常良好的。这个问题说不是我们要做企业愿意做的事，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创造一个非常透明的政府，我们发现在中国这方面有很多城市已经做的非常好。总体来说，中国在投资环境方面做的非常成功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东北，可以跟他们交流，我想这对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感到很惊讶，中国的金融服务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整体来说发展的不够好。比如说我们在调查报告中发现很多的企业，他们还要用现金进行交易，用现金进行买卖，缺乏一定的信用体系，整个信用体系的发展还没有进入成熟期。我想这对于改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财经界：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来改善中国城市投资环境？
杜大伟： 关于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随机地找了一些样板选择了一些城市，做投资环境以及产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做这样的调查。不仅仅是在制造业方面，还包括一些服务行业，在这些调查之后，发现中国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这跟其他的应该说中低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我们发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他们都有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生产有高达30％的税收，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对生产出口的产品，有高达30％的税收，就会出现很多监管甚至出现一些腐败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有20％的出口加工税收，像巴西这样的发达国家，有15％左右，而在中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最低的只有12％的税收，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所有相类似的国家相比，可以说税收最低。中国这样的模式，可以看到更多的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波兰等国家，还有像荷兰，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更加好的投资环境，能够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竞争对手。
在中国的整个范围内，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超过30个城市的调查。我们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说在上海、广州，另外我们还有在中等城市，比如说江门、杭州，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对东北、大西北的开发，我们也有一些城市，在东北和西北找了一些城市，像兰州、重庆、成都等等，我们希望包括更多的城市，还包括港口和一些沿海的城市。在基础设施的调查中，江门用了20％的资金进行很好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昆明和贵阳这样的内地城市，他们用了4%，这对发展中国家已是不错的了，但跟东部和沿海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选了一些企业，一个月要花七天跟政府机构打交道，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其他一些城市，可能一个月有十天的时间，要跟政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减少这样的时间。
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得到了一些数据，来看看哪些城市生产率最高、工业生产总值的组成又是怎样？最后的结果，让我们非常惊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像在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其工业生产总值中有75％是私有企业创造的，25％来自国有企业，应该说市场经济跟欧洲一些国家非常相似，跟美国也很相似了。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私有企业的生产率也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的私有企业，整个的生产率也会提高很多。
财经界：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杜大伟：一个良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应该能创造好的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它就会有很多高科技的企业，这样他们的生产力就会大大的提高。我考察过哈尔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他们有85％的工业总产值来自国有企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尔滨，这样一个非常高生产率的城市，私有企业在哈尔滨也是发展的非常好，主要是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非常高兴，对于中国这样的中等城市，像杭州、江门、温州等等，这些城市的发展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整个的投资环境非常好，非常地活，在很多的行业都有非常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人民能够脱贫致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其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也非常的多样化，我们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能还不完全够，怎样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政府有工作的效率，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善，比如说金融服务的改善，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如果不继续发展，很难竞争过别人。我到世界银行刚开始是在研究部，后来我非常高兴能够到中国局，做了一年中国局的局长，其实我对中国很多的项目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对这些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从环境的保护，以及到生产等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不断的改善和提高来保护他们的环境，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样你才可以创造非常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环境，也给本地的人民创造非常好的环境，让他们幸福地生活。
财经界：您到中国工作一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大伟：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国人民非常坚定地要实现发展，而且希望发展的越快越好。中国目前采取一系列发展措施，有很多是欧洲和美国要花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的，中国要把它压缩到20到25年的时间内实现。比如说，中国政府预测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中国将有27500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这种人口的转移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这种目标是雄心勃勃的目标，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所以，当人们问我对中国前景怎么看的时候，我说我是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呢，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坚定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同时又比较审慎，主要是，比如刚才我谈到的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金融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的问题了，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发展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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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伟，美国藉，2004年7月1日起继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常驻北京。
在接任该职位之前，杜大伟先生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他领导了全世行在系统收集企业数据，分析投资环境对投资、就业和增长的影响方面的努力。他与人合著了最近出版的世行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和《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他早期的研究侧重援助与增长、结构调整贷款支持的改革计划的成败决定因素等。他是世界银行在投资环境、全球化和援助效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
杜大伟先生1990年加盟世界银行，在亚洲地区担任经济学家。1995年之前任世行负责越南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越南的稳定化和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并负责编制了世界银行对越南的第一个国别援助战略。
在加盟世行之前，杜大伟先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领域出版过大量论著。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半年客座教授。他曾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士学位。
就任新职之后，杜大伟先生的工作重点将是进一步加强世界银行与中国在经济分析和贷款业务领域的合作，帮助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缩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与此同时，根据世行对蒙古的最新国别援助战略，为把世行与蒙古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奠定基础。
来源：《财经界》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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